|
|
|
上午9点半,大部分互联网公司员工刚踏进办公室,聂正军的第一次见面就快结束了。
他的日程安排中的工作几乎是天衣无缝地联系在一起的,每天不到一个小时就要修改演讲PPT,第二天还要吃午饭,其间他还被要求谈论其他工作。
聂正军成为支付宝首席隐私官后,基本上每天都以这样的速度工作。同事们开玩笑地称他为“移动办公室”——在他需要去的地方,工作的交叉几乎渗透到公司的所有业务部门。或许他没想到,就在两年前,他在国内同行中难觅踪影,更别说现在用户隐品牌策划公司职位有哪些私保护已经成为公司标准的行业繁荣。
在进入支付宝之前,聂正军曾是一名律师,在银行和企业做过法医工作。他是一个成熟的法人。2017年7月,他正式就任首席隐私官。不过,当时外界对这一新职业并不乐观。有人认为隐私官是用来“拎壶”的,甚至有人说“这只是一种装饰”。聂很快发现,仅靠法律经验远远不足以支持隐私官员的工作。
过去,他在企业做法律事务时,只需要处理法律合规问题。现在,他不仅需要使公司的运营符合适用的法律法规,还需要了解用户的隐私需求,并根据用户的需求提出产品设计建议。
这些变化的背后,除了熟悉法律法规外,他还需要了解产品操作、用户体验、技术逻辑等,这大大拓宽了隐私官的能力边界。
聂正军的同事笑着说,每次产品上线前,聂正军都会问产品经理“灵魂的四个问题”:你的产品为用户创造了什么价值来实现这个价值?最不需要收集的信息是什么?如果用户质疑产品在处理信息时的合理性,如果您或您的家人使用了此产品,您将如何解释您或您的家人的感受
聂正军觉得,在回答这四个问题的过程中,产品经理往往对产品隐私设计有更高的追求。
聂正军对隐私卫士说:“对我来说,隐私保护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法律法规的要求。”我们的目标是让用户在使用我们产品的过程中有一个良好的隐私保护体验,使隐私保护能力成为企业真正的生产力。”
他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自己的隐私保护目标:“因为隐私保护做得很好,所以我想用支付宝。”
南都:近两年来,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法规频繁出台。你认为工作更顺利还是压力更大
聂正军:新法规的出台,必然意味着旧规则的改变和调整。在适应或遵守这些新的法律法规的过程中,每个企业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变化,然后会遇到成本投入、观念接受、资源投入等问题,我认为这是很正常的。
当然,你对一些具体的条款会有不同的意见。但我认为今天有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在那里你可以交换意见和讨论。只要总的方向是一样的,每个人在细节上达成共识可能会更容易。
聂正军:我觉得主要的问题是,有少数公司不拿数据为用户创造价值,只夸“我们从来不创造价值,只做数据搬运工”,把数据从这里搬到那里,然后充当数据中间商,赚取中间差价,这肯定是个问题。
我一直认为,今天的任何数据处理活动,如果不是为用户创造价值,都是有问题的。所有的数据都必须在今天为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自然生成,而不是基于我想提供给第三方并出售的数据。这是因果关系的倒转。
聂正军:从2017年到2019年,从支付宝的隐私保护工作来看,我认为是一个从“虚拟”到“真实”的过程。这里所谓的“空”,并不意味着我们过去只是喊口号、喊思想,而是真正的能力建设正在逐步加强。
首先,这些能力体现在组织保护上——从隐私保护办公室只有一个人,到我们今天有近100人从事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相关工作。此外,我们还成立了一个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风险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公司所有管理层组成,可以支持隐私办公室协调资源,促进隐私保护战略的实施。
二是切实建立我国的隐私保护机制和流程,更广泛地参与产品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风险评估、设计在线功能等
三是将新技术应用于隐私保护。比如,如何利用新技术防范数据泄露,如何利用技术发现风险,定位风险,解决风险。我认为这些实际上是我们今天可以安定下来的一些能力。
南都:今年,隐私保护办公室全体成员到7个城市了解用户对隐私保护的感受。你为什么这么做
聂正军:一方面,倾听用户的声音。我们今天要解决的是用户的问题。我们必须倾听和观察用户所担心的、所担心的、所担心的、何时以及在什么情况下所担心的。
另一方面,我希望大家形成以客户为先的意识,然后比较自己的实际工作,让他们对用户体验有更直观的体验。事实上,当我们直接面对用户时,整个执行力和驱动力确实更加坚定。
回来后,我们做了很多分析和恢复的工作。我们对接收到的用户问题逐一进行排序,找出这些问题涉及到哪些产品和功能需要我们改进和完善,然后逐一进行排序、审批和实施。
聂正军:比如我们优化了支付宝的隐私控制中心。现在有很多活跃用户到隐私控制中心进行设置。
比如,当用户去查看财富数额时,可以关掉“小眼睛”,用星号代替具体数字;蚂蚁林的能量球也可以选择不公开克数,因为很多用户担心克数与自己的行为相符。事实上,这些都是由用户的声音推动的产品改进。
聂正军:首先是进一步增强用户对自身信息的控制能力。二是进一步拓展和加强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新技术的探索。三是在我们的产品中进一步增加设计,让用户有更好的隐私保护体验,让产品说话。
我能看到的是,近两年来,我们很多同行都在关注隐私保护工作,企业的能力建设涉及到很多职能部门,特别是法律事务、数据安全等团队。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工作重点非常相似。我们同事开会的频率越来越高,从一年一次到一个季度一次,再到现在一个月几次。这也反映了一个现象:现在企业越来越重视隐私保护,所以我们之间会有很多交流。
聂正军:欧美一些互联网公司设立了这个岗位,有的只负责制定战略、要求和制度,整个实施和执行实际上都交给了企业;同时,我们从系统、流程、产品设计和事件处理等方面覆盖用户个人信息的整个生命周期。
国外经验给我们的最大启示之一,就是加大对隐私保护技术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投入。在许多外企的隐私保护人员构成中,技术人员占相当大的比例。我认为我们今后需要进一步增加在这方面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