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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恶意“卡商”提供物联网卡和个人虚拟运营商的非实名,相当于为一些“黑物业犯罪分子”提供了“识别障碍”。
杀猪板、美容欺诈、股票推荐欺诈、收毛、刷粉、刷量和刷单这些下游黑灰行业的网络黑生产在网络中并不陌生。但《新京报》12月3日的报道曝光了网络黑生产的上游源头行为。
据新京报记者调查,在整个账户交易链中,卡商,即业内所谓的“卡商”,都处于网络黑生产的上游地位。据知情人士透露,黑生产人员只需通过卡贩子和收码平台获取手机号码和验证码,然后使用自动编程工具完成整个注册过程。目前,很多平台已经成为“微信”官方账号,通过微信可以在短时间内注册多个应用账号。
在整个下游链条中,以“婚恋粉丝”为重点的社会和爱情网购账户,已成为炙手可热的“经营范围”。据介绍,“老微信乐队(即朋友圈)账号400元,女账号170元,男账号200元”。这些“杀猪牌”猎手常用的招数,都是通过卡贩子的批量账户注册实现的。
对于链条中下游的黑灰行业所做的恶行,没有必要多说。许多大型企业因“拔毛”而蒙受重大损失,许多受害者被困在“杀猪盘”等网络爱情赌博骗局中。可以说,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遏制网络黑生产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然而,网络黑生产从来没有停止过“进化”,现在已经逐渐形成了公司化、组织化、合作化的特点。然而,它永远无法从它的起源中分离出来。如果说网络黑生产被视为网络病毒,那么上游的“卡贩子”无疑是病毒滋长和传播的源头。正因为如此,打击网络黑生产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源头治理,直接杀死产业链上游的恶意“卡商”。
就报告内容而言,一家大型卡商往往持有数百万张手机SIM卡。通过对验证码平台的介入,可以为数以万计的网站项目提供验证码接收服务。该平台可以提供数万个服务项目。如此大量的卡号和涉及的项目范围之广令人震惊。这可能会造成网络环境下的泡沫和对公众利益的损害,可想而知。
据了解,这些手机卡号大多是从物联网卡和个人虚拟运营商流出的非实名。也就是说,这些账户一旦被用于恶意注册、虚假认证、电信诈骗等,很难通过账户直接追查到个人账户用户,相当于为一些“黑工业罪犯”提供了“识别障碍”。
值得注意的是,记者调查发现,该平台很多都是“微信”官方账号,也衍生了不少微信中的“俚语”,以规避微信监管。
但问题是,除了明确平台主体责任外,对卡贩子平台的监管还需要在技术上有所改进。比如,对平台中的异常交易进行专项审计,加强对居民账户功能的管理,使治理跟上黑产业手段的变化,提高黑产业企业在平台中生存的难度。此外,还需要实现一旦发现黑生产账户就进行精确攻击,避免陷入平台与卡商之间的“猫捉老鼠游戏”。
控制黑产业源头,需要加强平台方与监管系统的联合治理和信息联动,做到前期监管严,后期处罚重,从源头上提高黑产业犯罪成本。黑色产业的上游无法在平台上生存,而下游的黑灰产业将逐渐减少。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遏制下游黑灰产业,使网络黑产业无处藏身。□博扬(媒体人)